亞洲勞動脈動22
[ 2009/03/09 ] 我看南韓工會的讓步協商

             我看南韓工會的讓步協商
【洪清海/本會顧問】
 
在這波全球金融海嘯中,南韓受創不輕,南韓政府為搶救出口嚴重衰退,放手讓匯率大貶,引起一波亞洲國家匯率競貶的風潮。依南韓當前的經濟情勢來看,李明博的747政策,已注定與台灣馬政府的633政策一樣淪為無法兌現的「芭樂票」。高遠的理想已無實現之可能,務實面對搶救企業與保就業,已成南韓政府當務之急。
 
報載,南韓勞資政三方於日前達成共識,由政府以減稅方式對不裁員的企業提供協助,而工會則同意以減新的「讓步協商」(concessive bargaining)來保障會員的就業機會。南韓勞資政三方以罕見的合作模式,來搶救陷入苦撐的企業,具有特殊的意涵,因此引起華爾街日報的注意和報導。
 
南韓工會向來以強悍作風聞名於世,從南韓的工運歷史中,處處可見工會與企業集團的激烈對抗。南韓工會動員能力之強,抗爭手段之激,纏鬥意志之堅,足以讓南韓企業集團感受到潛在的威嚇(potential shock),而不敢輕攖其鋒。南韓工會對政府財經與勞動政策的施壓,也是從不手軟。例如1997年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對南韓有條件的金援,引起南韓工會的街頭示威,讓南韓政府感到焦頭爛額,而美國與南韓的自由貿易協定,更可見南韓工會百般橫阻,讓南韓政府窮於應付。南韓工會從「敢拼」走向讓步協商,中間的轉折令人跌破眼鏡,頻呼不可思議。然而,這一切似乎不是空穴來風,報載南韓新昌電機公司(Shinchang Electrics Co.)於日前向工會提出減薪20%,以換取公司承諾810名員工不裁員的提案,已經獲得工會簽字同意。事實證明工會選擇以保就業為優先,同意與資方共度危機,表現高度務實與彈性作風,與外界傳統刻板印象完全不同。讓步協商在歐美雖以司空見慣,對南韓勞資雙方而言,則是走出對抗的重大創舉。
 
「讓步協商」是勞資集體協商的態樣之一,通常專指工會以放棄罷工武器為條件,
換取資方在一定期間調薪比例的承諾。工會以減薪為讓步,而企業同意不裁員的協商,也可被視為讓步協商。讓步協商充滿權變與彈性,工會僅在真實認知到協商情勢處於形格勢禁時,才會被迫採取消極的權宜之計。工會採取讓步協商的難度極高,風險也不低,而且在實務上,除非工會已具有與資方進行協商和對抗的實力,否則任何的讓步都只是談判失利的印記,而非讓步。更重要的是,如果工會欠缺內部歧見的整合能力,讓步協商也將因會員的反對而陷入僵局,其協議效力不被接受。換言之,讓步協商的前提,在於工會的成熟度,尤其是工會決策的民主機制和團結。台灣產業工會幹部在協商的過程中,經常憂心讓步被會員質疑其能力與立場軟弱,或被指遭資方「摸頭」,以致不敢審時度勢大膽採取最直接而有利的協商方案,反而在無謂的對抗後才找台階全身而退,並以誇大的戰功自慰,揆其問題癥結,在於台灣產業工會成熟度不足,內部整合歧見的機制尚待強化。依此而觀,南韓工會的成熟度實非台灣的工會所能望其項背。
 
其次,就工會對協商項目的讓步難度而觀,凍結薪資或減薪的讓步高於為加薪而放棄罷工權的行使。因為工資與會員的經濟生活息息相關,減薪的抗拒力量將增高工會協商代表的內部壓力與風險,除非減薪的讓步換取更有價值的條件,而且獲得工會會員的充分理解與支持,否則工會幹部絕不輕意走上鋼索。就勞動經濟學理論分析,「工資向下僵性」有其實證性,對勞動者而言,工資則有其綜合意涵,因此工會寧可在其他訴求上退讓,也不會讓減薪成為協議內容。此次,南韓工會在減薪上的讓步,凸顯南韓企業經營環境的險惡,也代表工會對工作權的危機感。南韓工會突破工資向下僵性的侷限羽會員的抗拒力,顯示南韓工會剽悍羽理性的一刀雙刃。
 
值得進一步觀察的是,南韓勞資間以讓步協商共渡難關的行動,是否會成為全國性層次的勞資互動,甚至於成為一種規範性的協商模式,都是值得觀察的動向。就國內工會而言,南韓工會的理性與自主,應是國內工會急起直追的目標;而對國內的企業經營者或管理者而言,南韓勞資間的讓步協商也有啟示作用。畢竟和諧勞資關係的經營,已然成為評量企業實踐社會責任的指標之一,企業已無從迴避。企業一味拒絕與工會進行集體協商,不僅永遠看不到工會理性與溫潤的可愛一面,也可能因此得不到公部門的資助或紓困。美國汽車業的紓困已工會同意讓不為條件,南韓政府以企業不裁員為減稅條件,中國大陸以企業不裁員為減輕企業社會保險費負擔為條件,都涉及企業的社會責任與工會關係的表現,企業應特別留意此一趨勢的未來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