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運歷史長河
[ 2009/06/19 ] 從上海工運史看台灣工會法制的歷史場景

          從上海工運史看台灣工會法制的歷史場景
【洪清海/本會顧問】
 
  一、前言
 統獨之爭是台灣政黨對立的根源,也是海峽兩岸衝突的引信。統獨背後的「中國情結」與「台灣本土意識」,在政客的操弄下,幾乎造成族群分裂的災難。所幸台灣人民在意識型態的催眠中甦醒,選擇在維持台灣主體性的前提下,重啟兩岸良性互動,幾乎鬆脫的兩岸歷史臍帶,也因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而得到修補。
 
台灣地位是否未定,是國際政治問題,必須靠政治工程解決。而台灣與大陸的歷史關聯,則是無法改寫的真相。台灣人民對這段歷史的情感,是濃是淡,是熱是冷,取決於個人的認知與感受,既不能勉強,也勉強不來。筆者長期研究台灣勞動問題,稍有涉獵台灣工會組織的發展歷史,因此對台灣工會法制所型塑的工會組織體系並不陌生,然而知其然,卻不一定知其所以然。而橫亙二者之間的歷史場景,筆者直到最近才從「上海工運大事記」的資料中拼湊出比較清楚的輪廓。
 
在本文中,筆者依據上海總工會網站所載「上海工運大事記」內容,嘗試從片斷文字記載的梳理中,勾勒中國早期工運的歷史圖像,並從中萃取歷史意涵,進而以國共合作與鬥爭的歷史場景,解釋台灣工會組織承受來自工會法制的歷史侷限。
 
二、上海工運大事記中的指標事件
 
上海工運大事記是上海市總會網站所登載的工運文件,究係何人所整理,文件並未載明。大事紀的內容從1840年鴉片戰爭記載到1954年,時間長度近120年。政權則跨越清朝、民國初期、軍閥時期、國民政府及中共政權的更迭,其中尚涉租界治理的外國勢力交錯,以及日本的入侵。政治的複雜與變異,使上海的工運歷史,很難從政治中抽離。
 
其次,大事紀以編年方式記載每年發生在上海的工運大事,每一事件都簡要記載工運主體、起因、經過、規模和結果,對了解中國產業發展中勞工的生活實況、困境、抗爭方式和組織運作,提供了珍貴的參考資料。
 
至於企業的型態,則包括外商、僑商、公營機構和本地企業,以及行職業工人(如人力車伕),幾乎涵蓋了所有經濟活動場域。上海作為中國產業發展的最早基地,其工運的崛起與衰頹,應可視為中國工運歷史的縮影。
 
    以下僅就大事記的內容,挑出具有獨特意涵的工運事件加以說明。
 
(一)、1843年,上海港口開埠,英國傳教士在上海開辦「墨海書館」,此乃外商在中國設立第一個使用機器的工廠。由此可知,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風潮,在清朝政府鎖國政策的阻絕下,歷經一甲子才在上海掀起漣漪。而1863年華商設立「發昌機器廠」,於1869年開始使用車床生產,則是民營製造業機械化的起始,幾乎與國營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1965年)同步。顯見民間企業的崛起,其速度並不比政府慢。
 
(二)、1868年英商「耶松船廠」工人反對資方降低工資而罷工,為上海產業工人首次罷工。而1870年則有小車工人反對租界工部局加捐而罷工,為行業工人首次集體爭議。1871年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工人為抗議總辦毆打、監禁工人而罷工三天,規模600餘人,為上海首次公營企業勞工罷工事件。從文件中可知,勞資爭議在中國至今已有百年歷史,罷工則是抗爭的主要手段,而罷工的主因除工資外,也有起因於資方濫用管理權。
 
(三)、1877年上海招商局工人百餘人為反對資方剋扣工資而罷工,並與警察發生衝突。此一事件凸顯公權力介入勞動爭議,對工運造成極大嚇阻作用,也產生正當性的爭辯。
 
(四)、1879年英商耶松船廠工人為資方剋扣工資而停工,並向「會審公廨」提起訴訟,判決工頭與資方應補發工資。這是工人首次以法律行動維護生存權。併前項招商局的爭議來看,可知當時資方剋扣工資的情形屢見不鮮,嚴重侵害勞工的權益。這也是為何各國勞工立法特別強調工資的定期、全額、直接給付原則。
 
(五)、1890年,江南製造局工人為反對延長工作時間而罷工,這是首次為工時爭議而罷工。事件凸顯工人對勞動條件的要求,已不再侷限於工資,合理工時的概念已慢慢浮現。
 
(六)、1894年,上海「楊樹浦機器紡紗廠」部分女工為反對減薪而罷工,有八名女工被捕。此一事件顯示女工權利意識漸次抬頭,並且勇敢以行動維護權益,這在父權社會,格外有其意涵。其次,部分女工罷工,而非全體罷工,使罷工的合理性受到質疑,並導致被捕。此一情況,其實留下許多討論空間。
 
(七)、1909年8月至次年8月,上海各絲廠發生罷工及同盟罷工22次。工人主要訴求為增加工資和縮短工時,勞資協商決定新絲上市時略加工資,淡季則酌減工資。此乃中國首見「同盟罷工」,其後在民國初期銀樓業工人(1912年),翻砂工人(1913年),水木等工人(1914年),中華書局、文明書局(1917年)等,都採同盟罷工為手段。北京政府在1911年頒布暫時新刑律,復於1914年頒布治安警察條例,對工會集體行動嚴加限制,應與同盟罷工頻傳有關。
 
(八)、1917年,祥生鐵廠200多名工人,要求撤換工頭舉行罷工;日商日華紗廠女工1000多人要求增加工資和撤換工頭舉行罷工。此乃勞動者對資方「用人權」挑戰的起步。
 
(九)、1919年北洋政府統治下,上海「日華紗廠」3000工人罷工;人力車工人2萬餘人反對增加車租而罷工;「三新紡廠」8000多名工人罷工;1920年「日華紗廠」9000多名工人要求發放「花紅」而罷工,資方同意每人發給6日工資作為花紅。從工運事件紀錄可知:
1.民國初期上海的工廠規模,已經相當大型,單一企業所僱用勞工人數可觀。
2.單一罷工事件參與的人數不少。
3.年終獎金(花紅)成為罷工訴求,「利潤分享」的概念已經出現。
 
(十)、1919年5月4日,以反對「巴黎合約」的五四愛國運動在北京爆發,5月9日上海2萬多名工人、學生聲援北京示威,次月11萬工人參加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行動,歷時7天結束。此乃首次「政治性罷工」。此時上海的工會數已達50多個‚廣州則有26個。
 
(十一)、1920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以組織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運動為基本任務。8月11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設立,並創刊《勞動周刊》。11月上海各工團聯席會議討論成立各業工會代表團問題,勞動組合書記部展開與部分招牌工會的鬥爭。此乃共產黨介入中國工運正式浮上檯面的轉涙點,從此以後,上海的工會成員及工人的罷工活動,都可以看到共產黨的身影,就連民國11年(1922年)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都有共產黨勞動組合書記部的代表參與其中。
 
(十二)、1922年廣東政府明令廢止「治安警察條例」,並刪除「暫時新刑律」有關懲罰同盟罷的條文。此時廣州的工會在有利環境中發展頗快,已達80多個,而上海則有47個。1923年,平漢鐵路總工會舉行成大會,遭軍閥武裝鎮壓,工人死亡逾百人。北京政府在輿論壓力下開放工人組織工會,但同一區域同一職業只准許成立一個,此乃我國單元性工會體制之始。
 
(十三)、1924年,各工會組成「上海工團聯合會」,提出「工會自治,不許政黨過問」口號,反對共產黨介入工會組織。此舉凸顯共產黨介入工會對各工會領袖造成競爭壓力,同時也代表工會領袖對政黨介入工會的排斥。而「工會自治」的理念,也正式被提出來討論。對此,筆者肯定中國工運前輩的識見,但證諸國共鬥爭下的工會對抗,以及國民黨遷台後台灣工會對政黨的依附,乃至民進黨對台灣工會的吸納與操弄,都不禁令人感嘆「工會自治」何其遙不可及。
 
三、國共鬥爭下的工運
 
近百年的國共鬥爭,宰制了中國近代的走向與命運,對海峽兩岸人民的生存與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筆者對國共鬥爭的歷史並無絲毫興趣,然而在從事我國工運歷史的研究上,卻又不能不正視當年國共鬥爭對工運的巨大影響。
 
當年國共鬥爭的形態極其複雜,除了政治的攻防與軍事的對峙,還涉及到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不同領域的爭奪。在合作中鬥爭,在鬥爭中合作,辯證法則成為國共鬥爭的主要律動。上海工運大事記對北伐、清黨、抗日及解放等時期的上海工運,皆有簡要的文字記載,對重建工運的歷史場景頗有助益。以下僅依大事紀的內容,描繪當年國共鬥爭下的工運臉譜。
 
(一)、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于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聯俄、   聯共、扶助農工三項政策,開啟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7月6日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成立,全總指派劉少奇負責。7月17日,上海總工會擬定的《工會條例(草案)》在《民國日報》發表。孫中山先生以大元帥名義頒佈工會條例21條。9月18日,北洋軍閥淞滬戒嚴司令部封閉上海總工會,通緝工會負責人,取締一切工會活動。上海仍在北京段祺瑞政府控制中,「暫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條例」雖已在廣州廢止,卻仍然箝制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工會集體行動。
 
(二)、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上海罷工事件頻傳,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上海海員工會、上海總工會均遭北洋軍閥查封。上海工人則舉行第一次武裝起義,結果多人慘遭軍閥殺害。紀錄顯示工會配合北伐,深度參與了反軍閥的政治與軍事行動。
 
(三)、1927年上海總工會主席團由中共上海區委會指派李震瀛等四人擔任,並舉行全市工會登記。至1月底,上海市總工會領導下的工會有187個,產業總工會12個。2月18日,為配合北伐軍事行動,上海市總工會決議罷工,人數高達36萬人。2月22日上海工人舉行第二次武裝起義。由紀錄可知,當時上海市的工會組織規模已經相當龐大,而且已經完全由共產黨所掌握。上海市總工會於3月21日發動80萬工人的總同盟罷工,並展開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佔領租借以外的上海市區,成立臨時市政府,19名委員中有10名是共產黨員和工人代表。此其時,國民黨的北伐軍尚未進入上海市。到3月底,上海市總工會所屬工會激增為502個,會員82萬人,有18個產業總工會和9個地區工會。此時全國工會數1117個,會員人數177萬多人,而上海市總工會所轄工會及會員則占半數,足見共產黨深耕工會已有宏效,卻也因此強化國民黨反撲的行動。
 
(四)、1927年4月,北伐軍展開「清黨」,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佔據上海市總工會,發生所謂的「412大屠殺」,上海市總工會召開6萬人的抗議大會,又遭北伐軍機槍掃射,死傷百餘人。在清黨行動中,國民政府除以軍隊追捕總工會重要領導幹部外,軍方成立「上海工統會」,對未經工統會指導的工會活動,均以「反革命」之名加以制裁,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則成立「上海工人總會」,與上海市總工會競爭領導地位。1928年國民黨政府統一全國。
 
(五)、1929年,上海市總工會發動全市工人停工和分區遊行紀念五一節。同日,國民黨當局則通令禁止集會遊行,並由「工會整理委員會」展開工會整理行動。10月21日,國民政府公布「工會法」。11月7日,共產黨主導的全國總工會則在上海祕密召開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創辦《中國工人》刊物。
 
筆者認為工會法的公佈,雖然使工會組織獲得法律地位,但其內容則對集體勞動三權嚴予限制,相較民國13年的工會條例,顯然不利於工運的推展。此一立法,固有其政治現實的考量,卻對發展中的工會組織造成極大的箝制,全國工會人數因此驟降為50餘萬人,不及之前規模的三分之一。往後10年的工會情況,也同樣陷於低潮之中。當然民國18年的工會法,也穿越時空影響台灣數十年的工會發展。
 
    綜觀該法對工會組織的限制有:
 
1.國家行政、交通、軍事、國營產業、教育事業、公用事業各機關之職員和雇用員役,均不得組織工會。
2.工會設立採准許制,非經呈准立案者,不得享有法定權利及保障。
3.工會類別為產業工會、職業工會及工會聯合會。(限制總工會的成立)
4.同一縣、市行政區內,同一產業工人或職業工人,祇得設立一個工會。(即單元性工會組織)
5.經主管官署認可,得選任非工會會員為理監事。
6.國家行政,交通………公用事業工人所組織之工會,無締結團體協約權,亦不得宣告罷工。
7.採自由入會制,禁止工會安全條款。
8.勞資糾紛非經調解、仲裁程序後,經會員大會無記名投票,得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不得宣告罷工。
9.規定政府得解散工會。
 
(六)、1930~1932年,上海工運大事包括:
 
1.中共江蘇省委展開上海工人糾察隊計畫,準備上海第四次暴動。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上海召開特派員會議,商討組織政治罷工和總同盟罷工。由上海市郵務工會、法商電車電燈公司、英商電車公司、自來水公司等單位組成的「上海市政總工會」發動「紅五月總同盟罷工」;上海市工人及學生則舉行遊行示威,反對國民黨「白色恐怖」。
 
2.1931年國民政府公佈「工廠法」,規定八小時工作制。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成立「上海市總工會」,國民黨在上海工會的領導與控制地位較為穩固。
 
3.1932年,日軍侵略進攻上海,爆發128淞滬大戰。國共在工會系統的鬥爭,漸朝向反日大罷工方向,上海的工運與民族自救行動合而為一。上海工人救國會於1936年成立,各地罷工活動在抗日目標下漸趨平靜。
 
(七)、1937~1945年,國共為抗日行動而開啟第二次合作,其間上海工運以抗日統一戰線為主軸。要求復工的抗爭,為此一時期工運的基本訴求。1943年國民政府在抗日的緊張情勢下,公布「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並依該法內容進行工會法第四次修正。對勞工入會改採強制入會制,惟從事國家行政、教育事業員工及軍事工業工人,仍不得組織工會。省級及全國總工會亦未開放。
 
(八)、1945年8月15日,日軍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國共在工會上的鬥爭進入另一個關鍵階段。中共上海地下工委積極組織工人進行組織工會的籌備工作,並展開清算漢奸和要求復工的鬥爭。中國國民黨則通過農民政策綱領與勞工政策綱領,並在黨中央設立農工部,負責發展農工組織。在國共競相介入工會的背景下,全國工會數在1948年達到歷年最高峰,有11000之,而會員數則高達549萬人。
 
(九)、1946年,上海市47家紡織廠13萬名職工,提出調整底薪,實行按生活費指數增加工資,以及承認工會等21項要求,並以罷工行動迫使資方答應工人的要求。此一行動,乃參考上海電力公司職工及其他公用事業職工的鬥爭行動而為。此階段的勞工訴求,都與生活指數變動相連結。國民政府於次年2月宣布凍結生活指數,引起上海工人的激烈抗爭。國共在工會的鬥爭愈演愈熾,國民政府對罷工下達禁止令,工人與軍警的的衝突時有所見聞。上海工人認定國民黨破壞和平和發動內戰,遂成立和平民主團體,派代表赴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竟遭國民黨特務毆打,此即「下關慘案」。
 
(十)、1947年5月1日,上海市總工會舉行五一慶祝活動,勞工高呼反對政府凍結生活指數,台上則大力宣傳反共,形成強烈對比。5月20日南京發生鎮壓學生請願活動(即520慘案),上海學生奮起聲援,並與工人要求解凍生活指數的行動結合,掀起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三反運動」,為共軍的解放行動鋪陳第二條戰線。同年6月30日,國民政府通過工會法條正案,此乃我國工業法第五次修正。
 
    其內容包括:
 
1.各級政府、教育事業及軍火工業之員工,不得組織工會。
2.凡在工會組織區域內,年滿16歲男女工人,均應加入其所從事之同一產業或職業工會為會員。(即強制入會)
3.工會職員因辦理會務,得請公假。
4.規定工會的聯合組織包括縣市總工會、省總工會、各業工會全國聯合會及全國總工會。工會的基層組織,則包括基層與小組。
5.基層產業工會的組織區域,將同一區域或同一「工廠」並列。(此即廠場工會)
6.仍採單一性工會體制。
7.取消非常時期不得罷工之限制。
 
(十一)、1948年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淪陷,國共在工會的鬥爭已進入短兵相接階段。國民政府以軍隊鎮壓罷工行動,上海工人則以罷工、怠工、總請假等方式抗爭,並準備迎接中共解放軍。國共的工會鬥爭,其實勝負已定。
 
四、中國百年工運的光譜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國民政府大陸撤退,百年之中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工運事件,因為歷經了不同的政經環境,因此在工運目標及方式上,前後呈現極大的差異。上海工運歷史大事記雖然不能提供單一工運事件的完整史料,但其歷史縱深卻可以讓我們看到中國工運的主要軸線,也有助於從歷史場景來描繪中國工運的光譜。
 
筆者長期研究勞工運動與勞工立法,對各國的產業發展及其相衍而生的勞工運動及勞工立法,均有一定程度的涉獵與了解。不可諱言的是,筆者面對各國勞工運的文獻,雖不免為勞動者的辛酸血淚掩卷而嘆,但不曾有研閱上海工運大事記時胸中的灼熱。對筆者而言,上海工運的百年歷史,並未因時間的冷卻而失去溫度。謹將閱讀心得加以歸納,列舉中國工運的特徵如次:
 
(一)、中國工業發展可說是在列強的船炮下學步,而在民族自強氛圍中自立。西方資本主義以強者之姿進入中國之前,早已經歷工業革命所衍生的勞資對抗。中國勞工進入外商公司工作,其實早已決定被剝削的命運。勞資間失衡的地位,經驗與力量,使中國勞工所面對的勞動環境,要比西方勞工在產業革命初期更為嚴峻。
    從中國勞工與外國企業的爭議,乃至抗日時期對日商的鬥爭,我們可以看到民族主義如影隨形。而民族主義的催化,雖然使中國勞工在對抗外國資本主義的行動上較易凝結集體力量,但也相對使中國勞工被迫面對激烈的勞資對抗。
中國工運的第一個特徵,即是在經濟鬥爭的場域中,注入濃烈的民族情緒,使勞資關係更為敏感而脆弱。
 
(二)、中國百年工運中,同盟罷工和總罷工為常見的爭議手段,此與歐美的勞資爭議型態有顯著差異。揆其原因,在於中國工運受到政治力量牽制,工會欠缺自主性。政黨介入工會的籌運與運作,藉以吸納群眾力量,積極擴張政治版圖,甚至以工會進行政治鬥爭與軍事對抗,使中國的工運在政治波濤中浮沉百年。
 
(三)、中國的勞工運動,大多在不健康又不友善的勞動法制環境下展開,因此受到政府不當干預的情形屢見不鮮。工會幹部被逮捕,工會會館遭查封,工會刊物被迫停刊,罷工行動遭鎮壓,甚至連暗殺行動都上演。中國的勞工運動所對抗的,不只是經濟上的不義,還包括政府法制的不仁。
 
(四)、公用事業勞工在中國的勞動法制中,承受了最多的限制,卻也是中國百年勞工運動中最堅實的一股力量。從上海小車工人到平漢鐵路的罷工,再到上海郵務工會、法商電車電燈公司、英商電車公司、自來水公司等工會的罷工,都顯示公用事業勞工勇於在勞動法令限制下進行集體行動。
 
(五)、中國女性勞工在勞工運動史上,應有其地位與貢獻。從1894年上海楊樹蒲紡紗廠女工罷工事件,到民初日商日華紡紗廠女工一千多人的罷工,都顯示中國女性勞工權利的意識,遠高於其所處的父權社會,且其追求公平正義的勇氣,更是不遑多讓。
 
(六)、中國長期的政治動盪,對工會組的發展極為不利。縣市總工會、省級總工會及全國總工會等工會聯合組織,因與政治的關聯性較高,因此在中國的工會的法制中一直無法取得合法地位,間接削弱了勞工運動的集體力量,既可惜又無可奈何。全國各級工會組織的數量與會員人數,一直與政的情勢呈正相關,此從內政的歷年統計資料可得印證。
 
五、結語
 
本文以上海工運大世記為經,以國內相關文獻為緯,對中國百年來的勞工運動進行簡單的文字梳理,希能從工運的歷史場景中了解中國工運的神貌,並進一步解釋台灣工會組織所承受來自工會法制的歷史侷限。
 
筆者在時間上與人力的雙重限制下,無法對所使用的工會史料進行嚴謹的檢視或考據,為免對文獻中所涉及的人物有錯誤的臧否,均以略而不表的方式處理。從上海工運看中國勞工運動,是否犯了「以管窺天」的錯誤,也是筆者所擔心。
 
國內集體勞動三法的修法作業,多年之前即已鑼鼓喧天,結果不僅工會法和勞資爭議處理法未見寸功,就連已完成修正的團體協約法,也將「不公平的勞動行為」留待勞資爭議處理法一倂處理。持平而論,現行工會法雖經多次修正,但其大部分內容不僅繼受了大陸時期工會法的遺緒,還掺雜了戒嚴時期的統合思維,留下不少爭議的條文。筆者期盼此次修正能超越歷史侷限,還給勞動者一個合理的工運空間。(謹以本文為台灣總工會60週年誌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