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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勞動脈動22
[ 2014/01/03 ] 2013南韓鐵路(KORAIL)罷工案件評析

          2013南韓鐵路(KORAIL)罷工案件評析
【洪清海/本會顧問】
 
一、前言
南韓勞動關係系統的脆弱性(fragility)來自兩股力量的傾軋,一是工會的戰鬥性(trade-union militancy),另一則是政府與企業反工會的壓抑(anti-union repression)。此兩股力量於201312月以南韓鐵路(KORAIL)為場景,上演一場高潮跌宕的大戲,令人嘆為觀止。
 
二、爭議原因與過程
本件罷工起因於國營公司南韓鐵路(KORAIL)決定將KTX高鐵線交由附屬公司營運,工會認為此舉是公司民營化的第一步,並將造成大量裁員,雙方於128日最後協商失敗,工會旋即於次日展開罷工行動。
 
參與罷工人數8700餘人,占公司員工總數約39%。罷工行動造成鐵路運載能量的下降,以貨運受創最重,約僅及正常狀況的30%,至於客運部分,則約減少24%,而地鐵部分則減少7-11%。
 
南韓政府除立即宣佈罷工為違法行動外,並對外宣稱南韓鐵路(KORAIL)虧損累計高達150億美元,必須進行「合理化」改革,以提高企業效率與競爭力,與非民營化無關。交通部並決定依法核准營業執照給南韓鐵路公司附屬公司,於2015年負責首爾至釜山的高鐵營運計畫。
 
警方於政府宣告罷工違法後,隨即傳喚南韓鐵路工會(KRWU)工會核心幹部,未果,遂於罷工第9天及第13天強行搜索工會6處辦公室,並帶走工會硬碟和文件,復於1222日強行搜索鐵路工會之上級工會,即南韓第二大總工會KCTU總部,雙方發生激烈肢體衝突,警方逮捕130名工會幹部。此為罷工以來首波高潮。
 
警方突擊KCTU總部的行動,引起全國嘩然,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指責南韓政府違反國際人權與勞動標準,要求政府應管束警方濫用暴力,並尊重罷工權利。國際工聯(ITUC)和國際運輸工聯(ITF)亦出面指控南韓政府違反對國際勞工組織(ILO)義務,以及美韓、歐韓自由貿易協議之標準,也破壞對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原始承諾,強力要求勞資政三方進行對話,停止反工會行為。南韓最大的全國性總工會FKTU則要求政府為襲擊工會道歉,否則將退出勞資政三方會談機制,並宣佈參與1228日的示威活動。
 
至於南韓鐵路(KORAIL)公司的反應,除對28位帶領罷工的工會幹部以「妨害商業」為由提出刑事控告外,並對186位工會幹部提出725萬美元的民事賠償,另宣稱將7927名罷工員工採取行政處分。
 
罷工行動的第二波高潮則出現在1225日,鐵路工會副主席Park Tae-Man等四人為躲避警方逮捕,遁入曹溪佛寺尋求庇護。南韓警方憚於社會反彈,不敢硬闖宗教古寺,只能包圍寺廟四週。鐵路公司總裁才妍惠(Choi Yeon-Hye)反而於次日主動求謁住持,並在住持的斡旋之下與工會副主席握手,雙方同意展開工作層級(working level)的協商,為解決爭議帶來一線生機。可惜勞資雙方工作層級的馬拉松協商,仍因各持立場而失敗。公司總裁對罷工者下達最後通牒,要求罷工者應於午夜前返回工作崗位,否則將採反制行動,工會則對外表示於1228日,明年19日、16日發動全國性示威,直到225日總統朴槿惠就職週年。
 
罷工行動的第三波高潮,出現在1228日首爾市政府廣場的大型示威活動。當日約有10萬工會支持者聚集,高喊反民營化和總統重選等口號,雖然天寒地凍,勞工卻表現高昂鬥志,場面極其壯觀。從FACT TV透過全球網站現場直播,讓人見識到南韓工會街頭運動的能力與能量。
 
罷工的戲劇性轉折,來自1230日國會交通委員會執政與反對兩黨議員達成協議,同意成立一個次級「鐵路產業發展委員會」,負責國營鐵路效率改革及防制鐵路民營化的任務,工會同意於內部討論細節後停止罷工行動,一次長達22天創記錄的拖延性鐵路罷工,終將隨著2013年於走進歷史,而留下的,除了工會成員在寒風中向政府怒吼的影像,更多的是勞動關係系統中的千瘡百孔。
 
三、罷工策略與資方反制
南韓鐵路工會曾於2009年發動罷工,結果有200名工會幹部和罷工者被解僱,1500名員工受到行政處分。201211月國際勞工組織自由協會(ILOCFA)曾為此要求企業撤銷刑事告訴並恢復原職,惟並未被政府接受,南韓鐵路勞資關係一直未獲改善,此次罷工可視為工會休養生息後的一次反撲。
 
觀察罷工過程中工會的行動,可發現此次罷工不僅事前已有周詳計畫,工會也能靈活應變,充分顯示工會的戰鬥力與抗壓性。
(一)以保障工作權的預防性行動,進行反鐵路民營化的集體訴求,結合在野政黨與全國左翼工會之力,對國家經濟與勞動政策進行批判,以集體勞動權遂行具有政治意涵的公民行動,藉以擴大罷工的效應,並尋求社會保護傘以減低其罷工的風險。
(二)計畫性導入國際工運與人權組織之力量,包括國際工聯、國際運輸聯合會、LabourStart、國際特赦組織等,有助於對政府施壓,並可強化內部團結,亦可對外釋明其罷工合乎國際勞動與人權規範。
(三)罷工降低貨運量至正常的30%,而客運部分卻仍維持70%以上水準,罷工效應集中,既可展現罷工的威力,又可避免引起旅客對罷工的責難,這樣的安排,不論是否經過事前精密考量,確屬明智之舉。
(四)以罷工期間旅客意外事件,指控公司使用替代人力造成安全疑慮,凸顯公司不尊重乘客與員工權益之負面形象。
(五)善用網際網路的連結力量,即時將罷工動態透過電視與網路對外傳遞。
(六)工會核心領導得到嚴密守護,有效躲避警方追捕,避免罷工力量被瓦解。
 
從企業的反制行動中,也可發現公司對罷工的處理已有相當的經驗和能力,尤其公司高層軟硬兼施的手法,頗有可觀之處。
(一)公司總裁面對罷工,並未將自己放在員工的對立面,除一再請求參與罷工的員工回到工作崗位,還主動前往工會幹部躲藏的寺廟表達關切,表現出公司治理者的器度。在公司勸導下,計有1070位員工返回工作,足見軟性手法的作用。
(二)公司對罷工者的強硬手段,表現在對帶領罷工者的刑事控告和天價的民事求償,可謂極具威嚇作用,而對參與罷工者的處分,則視個別員工參與罷工的情節和返回工作的時間做彈性處置,也具有分化作用。
(三)公司公開宣示招募替代人力660人,並展開甄選作業,雖未實際派上用場,卻已強烈展示公司斷然處置罷工者的決心。
 
四、綜合評析
南韓鐵路罷工事件歷經22天的煎熬,最終不是經由勞資協商機制解決,反而是在政黨協商下戲劇性落幕,不僅凸顯勞資之間各持己見不易妥協,也凸顯爭議目的具有政治性。工會從反對核發高鐵線營運執照給新公司,到訴求撤銷該執照,其面對的爭議對象其實就是政府,而非其任職的鐵路公司。換言之,執照的核發,係政府之職權,也是執政者對其國營企業進行合理化改革的既定進程,已非鐵路公司所能決定,工會自然無法從企業階層的協商中得到想要的答案,因而政黨協商成為終止罷工的最後機制,但罷工後留下的問題,包括損失求償、行政處罰和勞資關係重建,終究仍待勞資雙方去面對。
 
其次,南韓政府向來對工會行動採取嚴厲壓制手段,工會幹部常因罷工事件遭到逮捕和刑責,更加深工會對政府的敵意。此次罷工伊始,政府迅即宣告為違法罷工,並展開約談和追捕行動,甚至直擊KCTU總部,更提高衝突與對抗的層次,也讓另一與政府友善的全國總工會FKTU轉向支持罷工。南韓政府長期與工會對抗的緊張關係,如同一個社會壓力鍋,此次鐵路大罷工只是一次引爆,卻不會是最後一次。
 
此次罷工,來自國際工會的聲援,讓南韓鐵路罷工呈現相當程度的國際性,但外部力量的導入,對罷工的實質作用仍然有其侷限。2009年的鐵路罷工,來自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建議,迄今仍未獲南韓政府接受,此次罷工,雖有國際工聯、國際運輸聯合會、LabourStart、國際特赦組織等團體介入,但恐怕無法避免重蹈覆轍的結果,或許這正是國際工運必須重新思考運作模式的新課題。
 
鐵路工會副主席四人遁入曹溪古寺尋求庇護,警方基於對宗教聖地的尊敬而未逕闖逮人,留下罷工對峙中最有人性溫度的一段紀錄,不禁讓人聯想,如果場景轉換至台灣,不知這個社會是否認同法律在宗教之前保留一點謙遜。
 
五、結語
本人自2013129日南韓鐵路罷工伊始,即透過LabourStart國際網站的即時報導,密切關注此一罷工案件的動態發展,並對影響團體動力的關鍵因素加以標記,以利後續進行案件評析。如今,本件罷工在告別2013年的前夕嘎然而止,本人爰將22天的閱讀紀錄加以整理,並進行扼要的評析,就當作自己2013年勞動研究的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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