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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海
[ 2009/12/18 ] 工會的抗壓性

                              工會的抗壓性
【洪清海/本會顧問】
 
在全球經濟衰退中,汽車產業岌岌可危,如果未能獲得及時紓困,恐將掀起另一場暴風雪,全球經濟將因雪上加霜而成為凍原,蕭瑟而寂寥。
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全球化的佈局,綿密的產銷聚落及產業鍊有如星羅棋佈,因此其經營之成敗榮枯,不僅直接影響近25萬名受僱員工的工作與生計,關聯產業從業人員近300萬人亦可能面臨失業,而分散全球各地為三大汽車集團衝鋒陷陣的基層勞工,更是擔憂被母公司拖累而工作不保。這縱然不一定是全球化的宿命,卻似乎已然為全球化的共業。
 
當全球聚焦美國政府融資140億美元汽車業紓困法案,期待能為瀕臨破產的三大車廠帶來一線生機的同時,20081212卻傳來美國參議院在程序性投票中否決該法案,換言之,紓困法案連進入實質審查的門檻都未能跨越。此一消息傳出,全球股市立即應聲重挫,跌幅驚人。據報載,美國參議院否決汽車業紓困法案之主因,在於南方共和黨參議員認為美國汽車業長期積弱不振,毫無競爭力,縱然給予紓困,只是茍延殘喘,基於為民看緊荷包與社會公平,態度原即保留。而參議員與「聯合汽車工會」就減薪與刪減福利的談判破裂,則成為最佳口實。此一事件最後的發展為何,尚待後續觀察,是否如預期由7000億金融紓困款中撥出部分資金緊急救援汽車業,抑或由勞資雙方與債權人協商「預先破產」,或是走上破產重整的末路,目前言之過早,惟工會的態度與主張,無疑將是關鍵所在,也因此成為眾矢之的或施壓對象。
 
筆者認為對此一事件的看法,基本上應跳脫對錯二元對立的思維,或任何道德的評價。美國「聯合汽車工會」拒絕在2011年團體協約到期前減薪,自有其權利依據,參議員並非團體協約當事人,基本上對協約內容的維持或變更是無權置喙,竟然依此為紓困條件,自然無法無法獲得工會認同,更何況減薪至與日本汽車業勞工相同水準的要求,並無客觀之論據。筆者認為如果要談團體協約的變更,應由勞資雙方依誠信協商方式取得合意。參議員可以要求汽車業者提出「自救方案」,並審核其改革的可能性與效益,作為紓困准否之依據,但直接介入與工會談判顯係越俎代庖之舉。其次,美國工會在傳統上主張經營之權責在於資方,向來對所謂「參與管理」、「產業民主」等歐洲工會關切的事務興趣缺缺,自然不認為勞工應為經營困境分擔責任,這是美國工會的傳統思維。柯林頓執政高唱「勞資伙伴關係」,雖有助於拉近勞資間距,基本上勞資的角色與立場還是涇渭分明。再者,勞資雙方尚可在團體協約中議定「自動調整條款」,作為因應客觀情勢變化的替代方式,團體協約尚非毫無彈性,如果現行團體協約無「自動調整條款」,或經濟情勢的變化並不符要件,自然應該忠實履行協議內容,否則另生損害賠償之問題。
 
姑且不論外界觀感為何,美國「聯合汽車工會」拒絕「讓步協商」,是否代表工會會員之集體意志,抑或工會幹部專斷之舉,必經工會內部民主機制檢驗。如以美國工會組織率日趨下降而觀,工會的決定是否符合更多未入會勞工之期待與利益,則是工會必然無可迴避的另一問題。筆者對美國「聯合汽車工會」在形格勢禁中表現的抗壓性,認為是此一紓困案最值得國內工會領袖借鏡與反思的示現。
 
任何人都不難想見「聯合汽車工會」執事者面對紓困協商的壓力強度,高掛在鋼索之上的140億紓困金額與300萬人的失業風險是工會決策的兩難,考驗著工會幹部的信仰、道德、勇氣與智慧。「聯合汽車工會」選擇的答案是拒絕走上鋼索,承擔失業風險。筆者很好奇此一情境如在台灣,國內工會幹部將會如何抉擇或回應?過程與答案恐怕與美國工會完全不同。台灣工會的體系、體質、規模、信念、價值與生態環境與美國工會迥異,自然會有不同運作方式與結果,這是無法相提並論的侷限性,然而就工運所無法迴避的阻力與壓力而言,卻是共同必經的幽谷。觀察國內工會幹部走在工運幽谷的踉蹌步履與身影,筆者看不到沈穩與堅毅。國內工會幹部對資方或公部門的抗爭,雖偶有佳構,可惜大多是暴虎馮河、前踞後恭。至於面對「社會觀感」之壓力,則少能據理力爭。日前國營事業勞工績效與年終獎金事件,明明是機制問題,卻被炒作成有違社會觀感的特權與貪婪,甚至連馬政府都傾向於「暫緩發放」。這是多麼民粹式的思維與暴力,工會竟然不感攖其鋒,勇敢挺身與社會對話,此一情況猶如社會抨擊公務員十八趴,
公務員只能默默承受。筆者制度是否合理乃應受公開檢視,卻反對不顧程序正義即恣意改變。公務員尚無工會發聲,而國營事業工會如此兵強馬壯竟也低調如斯,令人意外。
 
就國外實証研究發現,經濟景氣與工會力量同向變化。景氣低迷,工會很難從集體行動中得到利益。目前全球性經濟衰退,工會很難不被迫面對「讓步協商」,以降低勞動條件與福利換取工作權。就勞資共生共榮的依存關係而言,工會審時度勢與資方共體時艱是必要的,但如果資方要求「無薪休假上班」、「以上班日比例計薪」、「無條件配合調動」等,顯已將經營風險過度轉嫁給員工,既不合法也欠合理,工會自不能接受。可惜的是,工會對社會壓力的抗壓性不足,對經濟的壓力也無支撐力,所餘對政治的壓力是否還能有效回應,似乎也無關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