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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海
[ 2010/06/17 ] 談富士康調薪及其影響

談富士康調薪及其影響
【洪清海/本會顧問】
 
在面對員工跳樓引發血汗工廠抨擊的危機中,富士康以二次調薪達122%的大動作,將外界關注的「維特效應」轉化為「蝴蝶效應」罷工潮的預言,成功轉移媒體的焦點,整個危機處理過程充滿戲劇的張力,令人嘆為觀止。目前媒體對富士康調薪的作法及其衝擊有諸多討論,卻多以台商的角度來觀察,忽略大陸經濟蛻變中集體勞動關係的機制與運作,及其對勞動市場的制約作用,頗為可惜。
 
從集體勞動關係的觀點來看,富士康的工資倍增來自企業大老闆的決定,印證了「計畫趕不上變化,變化來自老闆的一句話」。富士康廠區發生連環跳的自殺案件,媒體還來不及探究工會的回應,而工會的行動也還未開始,賽局已然結束。雖然調薪的結局可能超越工會和員工的想像,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但就富士康工會幹部而言,恐怕只能悲喜交集。一般而言,調薪、福利和工作保障是工會協商的重點,也是工會表現其能力與價值的舞台,不管是套招的粉墨登場,虛張聲勢的威嚇,抑或劍拔弩張的對峙,工會的行動都是凝聚會員向心力的觸媒。如果說,沒有集體協商,意謂在某種程度上是沒有工會,那麼富士康的調薪,至少某種程度上代表企業未正視工會的存在,這是富士康工會尷尬的處境。富士康危機處理的動態發展,顯示經營者危機處理戰略的格局,也凸顯經營者「家長主義」專斷的管理特質,而兩者皆非企業工會所能回應的侷限。其實,從過去富士康工會被迫在廠外籌組的歷史來看,富士康的工會想必早就知道經營者強悍的一面。富士康調薪行動的一大敗筆,就是把工會晾在一邊,錯失一次向外揭露勞資願意共同面對危機的承諾,也隱含富士康未來經營策略調整過程的勞資衝突危機。
 
其次,就富士康調薪的幅度來看,既高於今年深圳最低工資的調幅(15.8%),也高出1110人民幣的最低工資將近一倍。表面上看起來,應該算是高標,但如與社會平均工資水準相比,並沒有想像中的優渥。據媒體報導,當地人大代表認為深圳合理的最低工資應為1448元,甚至2008年即有人代(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在兩會主張省會級城市的最低工資應定為1500元,以此標準檢視富士康調整後的薪資,其實只是提早反應市場的發展趨勢而已。如果再參酌大陸全國總工會的主張,從最低工資為平均工資40-60%的理想來看,富士康調整後的薪資正好落在這個區間,顯見富士康的調薪幅度並非隨興,而是在對大陸工資上調趨勢洞察後的主動佈局,藉以強化其勞動市場的競爭優勢,頗有「花插在前」的機巧。部分媒體認為富士康的調薪令人感到突兀,破壞工資穩定增長的平衡,其實從大陸經濟發展與勞動市場的變化趨勢來看,富士康只是比其他企業更有決心和勇氣來面對工資分配長期被扭曲的現實。
 
至於富士康調薪是否即能解決員工對勞動生活的調適問題,從而不再發生類似的意外,筆者認為員工的自殺有其複雜因素的交互作用,並非單純來自職場的壓力,這也是富士康經營者感到委屈而極力向外界澄清的焦點。依此一邏輯來看,富士康經營者也知道調薪與法防止類似意外之間並無目的與手段的連結性,充其量只能讓員工感到勞動價值受到較合理的評價,並感受到企業改善員工生活的用心,從而減少抱怨而已,至於員工對日復一日單調而重複之作業流程的疲倦,對嚴謹治軍之管理模式的壓抑,對同事之間冷漠與疏離的互動障礙,以及對離鄉背井之思懷的排遣,都有待企業推動「以人為本」的員工協助方案來改善,相信這不僅是富士康經營者已覺察的課題,也是大陸官方或工會體系會持續關注的重點工作。
從大陸已正視城鄉戶籍的鬆綁來觀察,不難理解大量農民工在城市勞動生活的適應問題,必須從結構的因素來採取配套規劃,絕非企業所能獨自承擔。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協力,調薪後的富士康還是很難走出員工自殺的夢魘。筆者認為富士康案件最大的意涵,無疑是提供我們對代工生產模式進行檢視與反思的機會,讓我們重新思考勞動的意義與價值。
 
此外,媒體關注富士康調薪是否引發全國罷工潮,筆者雖不排除其引發「漣漪作用」的可能性,但如以當前上演中的零星個案來誇大事態,其實是見樹不見林的論述,明顯低估大陸對集體勞動關係的制約體制與能力。
如眾所知,大陸集體勞動關係的建構與運作,基本上受到國家治理的戰略所規律,而和諧的勞動關係正是和諧社會的基礎,也是大陸經濟持續發展的動能。大陸以勞資政三方機制的協力運作,加上單一性工會體系的操作平台,對企業的工資分配格局的建立,雖然未必公正合理,但絕對是行進有序。工會的維權行動講求主動、依法與科學,而集體合同的協商行動,從目標的設定到要約行動的展開,從協商代表的選定到協議的簽署,也都有來自上層的指導,不可能脫序演出。此從去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大陸勞資間的「共同約定行動」中即可印證。因此,對罷工潮的預言,其實過於悚動。
 
基於上述,筆者認為與其說富士康調薪會點燃大陸的勞資緊張,毋寧說大陸在經濟快速發展中所衍生的所得差距惡化問題,已成為政策上必須有所對應的重大問題,因而作為初次分配直接手段的工資協商,目前已走到箭在弦上的階段,各省市調高最低工資只是先行程序,接續展開的必然是全面性的工資協商。以此而觀,富士康的調薪正好為今年的工資協商鳴槍起跑。此一情勢發展將是遍地開花,企業縱然往內陸遷移,也將難以躲過如影隨形的工資協商壓力。